“75年·75人”|“等你两百万年”
1985年,考古学家黄万波在位于今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的龙骨坡遗址,发掘出一段带有2颗牙齿(前臼齿和臼齿)的残破左侧下颌骨化石,与下颌骨同一层位出土的还有人工制作的石器以及哺乳动物化石。经研究,龙骨坡遗址出土的人类化石被定名为“直立人巫山亚种”,一般称之为“巫山人”,距今约200万年。“巫山人”化石是东亚迄今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其发现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2024年10月17日,一场大雨倾泻而下,打在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龙骨坡遗址的钢棚顶上,“噼里啪啦”作响。
“今天他不会来了吧?”我想。
思忖间,一辆灰色面包车驶停在遗址大门口,一群拿着铁铲、地质锤的人跳下车。他还是来了!
93岁的他,身形比40年前佝偻了,步伐没有40年前矫健了,但我知道,他那想与我会面的心,比40年前更迫切、更浓烈了。
我是200万年前的“巫山人”。
我本微如尘埃,寂寂无名,没想到,40年前的那个夏天,他寻得我的一部分,让我重见天日。40年来,他用尽千方百计、费尽千辛万苦,只为找到我、证明我。
我的出现,震惊了世界,刷新了中国远古历史开篇,将中国史前文化向前推进100多万年,成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世人皆认为他找到了我,殊不知,我亦等待了200万年,才终于等到他。
没有谁比他更爱我,也没有谁比我更想他。
他,就是黄万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重庆三峡古人类研究所名誉所长、重庆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所长。
一个世纪的铺垫
阵阵嘶吼将我吵醒,我小心翼翼地来到洞穴口查看情况。
远处,森林葱茏,小溪潺潺,绿草如茵。仔细看,牛、马等食草动物正在溪边悠闲地饮水。
天赐大餐!
拿上石器和木棍,出击、猎杀,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后,猎物应声倒地。无法搬动整只猎物,我索性将肉最多的四肢卸下搬回洞穴,大快朵颐。
这是200万年前我的一天。
人变白骨,不过四季轮回,沧海桑田间,白骨变化石。
埋藏于泥土的这200万年里,人们开始寻根觅祖。恍惚之中,我听见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掘地的声响。
人类起源于何处?
当大量历史悠久的直立人化石在非洲不断被挖掘、论证并形成系统的材料,学术界形成一种普遍的、长期的共识:人类最初起源于非洲,然后向世界各地迁徙、扩散。
“身处东亚的我,也起源于非洲吗?”我不禁疑问。
此后,考古学家把眼光投向非洲之外特别是亚洲。随着考古学家的深掘,不断出现的重大发现使人类“起源非洲说”面临挑战。
“如果我不起源于非洲,那我来自哪里?”我追思。
1929年,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从一个被称为“猿人洞”的地方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这是在世界古人类化石研究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令国内外震惊。
1964年,考古学家在陕西蓝田发掘出“蓝田人”化石,年代距今约100万年。一年之后,云南元谋又出土了2颗距今170万年的直立人牙齿化石。
种种发现,结合亚洲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独有的地质背景、古气候格局和有机物环境,裴文中等考古学家提出亚洲同样存在一个独立的从猿到人的演化系统。这为在华夏大地寻找更为古老的人类化石以及文化遗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为探究人类起源踏遍千山万水,我也越来越想知道:我是谁?
我等待着,等待着。
200万年的等待
斗转星移,200万年过去,我还是不见天日,直到黄万波的出现。
他是重庆市忠县人。1954年,他从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勘探专业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业不对口,本非他所愿,但在裴文中等考古学家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也渐渐对古人类学产生了兴趣。
之后的30年,他先是在黄土高原考察,和团队先后在陕西发现了近100万年前的“蓝田人”化石、4万年前的“长武智人”化石。1979年起,他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华南地区。1981年,在安徽和县,他和团队首次在长江流域发现了完整的直立人“和县猿人”的头盖骨化石。
最后,他决定,将目光瞄向他的家乡、我的藏身之地——长江三峡地区。
“200万年前,长江大三峡地区还是盆地,漫山遍野有森林、草地和小河,具备猿人生存的自然条件。三峡地区可能揭开早期人类活动的奥秘。”经过长期研究,他提出这一猜想。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1984年7月2日,他带领团队乘舟抵达今位于重庆市东北部的巫山县,来到我的安身之处:庙宇镇。
庙宇镇坐落在长江南岸,四周高山环抱,景色如画。那天,他和团队沿着蜿蜒的小路向东行进,直抵龙洞。
初见龙洞,洞口宽敞明亮,他心头一喜:“像这样的洞穴,常常能发现古人类的遗迹。”
短短半个小时,他和队员便采集到许多小哺乳动物的牙齿、牙床和肢骨化石。然而,这些化石的石化程度很浅,且种类均为现生物种,并非他所求。
“你们知道哪里还有龙骨(即动物化石)吗?”他不愿放弃,向在洞口围观的村民打听。
“龙骨最多的地方不在龙洞,而是在不远的山坡上。”村民的指引,使他顿生绝处逢生之感。
我的所在之地,是一片间种着番薯的玉米地,鲜有人知道我藏在这里。庄稼地里、荒土坡上,白花花的骨头化石散落一地,那是灭绝的乳齿象、祖鹿、剑齿虎等动物的化石,年代属早更新世,距今大约150万年至200万年前。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天,他捧着这些动物化石,像是捧着出海的珍珠,欢喜至极。这一次,我和他只剩咫尺之遥,他就能找到我了。
这个山坡,经他和团队商议,定名为“龙骨坡”。
离开龙骨坡后,1985年4月,他撰写了《三峡地区可能揭开早期人类活动的奥秘》一文,引起了各方重视和关注。考察队的目标也进一步明确——揭开这片土地是否有古人类在此栖息的谜团。
1985年深秋,他又来了。
一天,他坐在化石堆旁进行分类工作,忽然,一块奇异的化石吸引了他的目光。那是一块形状独特的下颌骨,露出2颗牙齿,其形状特征与猿类的牙齿有些相似,却又折射出人类牙齿的某些性状——那是我的牙齿!
跨越200万年的时间长河,我们终于相见!
我的出现,正是他30余年来的梦寐以求,他高兴得快要跳起来了。然而,由于牙齿和牙床形态特征独特,暂时难以定性,他只好将这块珍宝小心保存起来。
1986年10月,他和考察队在龙骨坡惊喜地发现了另一块与现代人相似的古人类上门齿化石。这一新发现,促使他再次审视那块难以定性的下颌骨化石。
经过反复比较,新发现的上门齿化石与那段下颌骨化石出自同一地点,因而他将两者归属于猿人,时代为早更新世,距今200万年。经多位考古学家再研究,新发现的上门齿化石属智人,而我要古老得多。我是谁,他有了答案。
1986年11月29日,考察队在重庆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向世界公布了我的出现,引起世界考古界的轰动。
我终于知道了我是谁:来自200万年前的“巫山人”,东亚发现的最早人类!
终其一生的相守
200万年的等待,注定会让发现我的人名垂青史,不论这个人是谁。但我选择了黄万波,因为他会痴心不改地将他的一生贡献出来。事实证明,的确如我所料。
有学者目睹我的牙齿后,认为形态原始,判断我是猿而非人。
为了证明我在生物学的系统分类,1997年至1998年、2003年至2006年、2011年至2012年、2023年至2024年,他又带领团队进行了四轮发掘。
在第二轮发掘中,他发现了距今200万年的“有清楚的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器20多件,论证了我的行为是工具制造,尽管制作粗糙、器型简单,可它们是我采集、狩猎的武器。
为进一步论证我的工具制造能力和思维能力,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法国旧石器考古专家组成中法联合考古队,进行了第三轮挖掘。在这期间,他们发现了牛、鹿、貘等大量食草动物的四肢骨堆积在一起。经过分析研究,这些骨头表面没有食肉动物的咬痕或流水冲蚀痕,且在这些肢骨的周边还保存着若干件石制品——那是200万年前我将猎物四肢搬回洞穴食用而留下的。“只有萌生了思维的动物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法国考古学家说。
综合种种发现,他和同仁认为,人类演化的历史长河中,在某个时段或许由于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体质形态的进化与思维能力的发展有时会出现不同步、不协调的现象。我就是一例:牙齿似“猿”,思维是“人”。
从开始发现龙骨坡到前后五轮发掘,他和团队在龙骨坡遗址共采集石器2000余件、脊椎动物化石122种,其中哺乳动物化石118种。这是迄今东亚地区相同层位中发现的最为丰富的化石动物群。其中,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组合被称为“龙骨坡动物群”,这是三峡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早更新世早期哺乳动物化石群。
科学,从来都是在争论中趋向真理。这并不是一道简单的是非题,而是一个伴随着科研手段不断进步、科学材料不断丰富的阶梯修正过程。
一轮又一轮的挖掘,一次又一次向世界证明:我的出现,填补了中国早期人类化石空白;我的存在,在人类起源和长江及三峡河谷发育史研究上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可他并不甘心于此,因为证明我身份的最关键、最直接的材料还未找到——我的头盖骨。这也是他为何93岁仍守在龙骨坡遗址的原因。
1954年到中国科学院报到的那个晚上,他借宿在一位古人类学家的办公室。那天,睡不着的他拉开床头的标本柜想打发时间,不料看到的却是满抽屉骷髅,被吓得一夜未睡。起初,他害怕头盖骨。慢慢地,他理解到头盖骨的重大意义。后来,他挖掘到头盖骨,会用自己的衣服把头盖骨包起来,然后在睡觉时将新挖掘出还湿润的头盖骨放进被窝,用自己的体温去烘干。现在,找到我的头盖骨并保护好成为他此生最大的愿望。
你看,我的选择没错吧?
事实上,他对于考古研究的好奇心和执着劲,远比我看到的更为极致。
1963年4月,他和团队在陕西蓝田调查。一天,他和队员在返回驻地途中,在一条水沟旁的黄土剖面发现了一块骨头。经过商讨,队员确定这只是一块年代较新的亚化石,没有研究意义。
好奇心驱使他不要放弃。当晚,他将自己的发现告知队长,并表示想要继续发掘,队长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他在调查工作结束前返回那个黄土剖面,经过数日挖掘,最终让沉睡10多万年的“蓝田人”重见天日。
“‘巫山人’的发现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好奇心和坚持不懈,在龙洞考察结束后我会直接返回,就不会发现‘巫山人’!”他如此向来访者概述与我相见的故事。
到龙骨坡遗址,必须爬103个台阶才能进入挖掘工地,一天来回4趟,年轻人尚且吃力,93岁的他却不亦乐乎,因为上面藏着他的一生所求;在龙骨坡遗址钢化棚尚未修建时,挖掘工作风吹日晒,雨天在挖掘坑位里蹲久了,鞋陷在泥里拔都拔不出来,他仍锲而不舍,因为泥里埋着他的心爱之物;每周工作6天,白天守在挖掘现场为队员提供技术支持,晚上整理、记录挖掘资料,每周还腾出一天时间为年轻队员上课传授知识,因为考古研究需要代代相传……
“在黄教授的言传身教下,‘考古研究是一个求索、坚持和严谨的过程’刻进我们的脑子里。”考古队员谢君绮说。
“对于未来有什么期望吗?”有来访者问他。
对于我,他指了指每天戴着的帽子,上面有一枚骷髅装饰物。“要是找到头盖骨,我想召开一场盛大的学术会议,邀请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为‘巫山人’的系统分类定位!”他热切期盼着。
对于龙骨坡遗址,他计划在这里建立一个考古研究中心,吸引四方学者和游客前来研究与参观。通过龙骨坡复原的原貌,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感悟到我们“巫山人”文化的博大精深。“届时,龙骨坡将不仅是一个考古遗址,更是一座文化的殿堂,成为人们探索中华文明曙光的重要窗口,熠熠生辉。”他说。
一天的挖掘结束了,雨也停了。他整理好帽子,拿上工具包,锁上大门,小心翼翼地走下台阶朝驻地离去。
我真想告诉他,我的头盖骨在哪儿啊,可200万年真的太久了,日月更替,我实在是记不清了。但我比任何人都坚信,他不会放弃。
“明天见,老伙计。”我说。
作者:王雪 王柏林 实习生古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