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

1950年1月，刘伯承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报告《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重庆市档案馆供图）

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8月1日，中共中央确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西南局是中共中央在西南地区的代表机关，对在西南的重庆和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一市实行全面领导。1950年7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1953年2月改设西南行政委员会），与西南局共同治理西南。以上机构均驻重庆办公。1954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关，西南行政委员会、中共中央西南局在11月、12月相继撤销。

1950年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刘伯承在会上发出号召：“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目标既定，百业待兴，各项社会改革迫在眉睫。

改造娼妓，净化社会环境

1950年3月23日，时任重庆市市长陈锡联、副市长曹荻秋颁发命令：坚决扫除娼妓！重庆市改造娼妓运动由此拉开序幕。改造娼妓的第一步是收容。当时收容娼妓和收容乞丐、游民的工作是同时进行的。至1952年底，重庆市公安机关会同民政部门先后收容娼妓、乞丐、游民等达3万余人，其中娼妓4000余人。

位于歌乐山的重庆救济总会收容所成为主要收容改造地。娼妓被收容后，第一步是由政府组织免费体检，治疗性病、戒除烟毒等。第二步是教育，收容所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让她们明白收容不是长期关押，而是集中改造；学习劳动不是剥削压迫，而是传授生存技能，从而打消她们的顾虑，理解政府的苦心，珍惜新生的机会。第三步是进行劳动技能培训，收容所聘请技术人员组织她们学习缝纫、养殖、加工等技术，使他们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具备重返社会自食其力的能力。

通过几年的努力，重庆基本禁绝了旧社会遗留的娼妓问题，净化了社会环境，促进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贯彻《婚姻法》，冲破封建藩篱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4月30日，毛泽东主席签发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自5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法律。而彼时的重庆，婚姻问题混乱，突出表现在：包办、买卖婚姻现象普遍；早婚、童养媳现象严重；婚姻关系混乱，一夫多妻，甚至共妻现象仍有发生。

1951年9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要求各地方政府详细进行《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检查。中共重庆市委于10月11日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婚姻法的指示》。10月19日，重庆市人民法院、民政局、人民检察署、人民监察委员会、市总工会、市妇联等机关团体联合组成三个检查组，以工厂、街道、农村为重点进行检查。通过这一轮大普查，掌握了重庆市婚姻关系的主要问题，为后来的改革做好了基础工作。1952年8月13日，重庆市成立婚姻法贯彻执行委员会，由市民政局、人民法院、妇联、公安局、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监察署、市总工会、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文化局、文联等11个单位组成。由此，重庆以检查为契机，迎来了《婚姻法》宣传、贯彻的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市自1950年5月开始试办结婚登记，至年底共办理两千多对。到1953年，伴随《婚姻法》的日益普及，结婚登记人数上升到两万多对，出现第一个结婚登记高峰。值得一提的是，自1950年5月起，试办离婚登记同步开展。1950年至1953年，全市批准离婚登记五千余对，其中女方提出离婚申请的占70℅，她们绝大多数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通过依法离婚登记，解除了封建旧式婚姻。

烟民到戒烟指导所学习班（重庆市档案馆供图）

禁烟禁毒，肃清社会毒瘤

我国人民受烟毒危害已久，伴随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战败，鸦片进口越演越烈，罂粟种植禁而不绝，贩烟吸烟者多有存在。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3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1950年春耕及农业生产指示》，明确提出严禁种植罂粟。7月3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通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详细规定：严禁种植鸦片；严禁制造、运销和贩卖鸦片、白面、金丹及其类似毒品；严禁开设烟馆；各级政府不得收购鸦片，亦不得允许以鸦片抵缴税款；吸食烟毒者，应定期登记，由当地人民政府定出分期戒绝办法。9月30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重庆市禁烟禁毒委员会组织规程》及《重庆市禁烟禁毒工作条例》。10月13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彻底禁绝鸦片烟毒的布告》规定：即日起，任何市民不得制造、贩运与售卖烟土、毒品，如有违反，除没收毒品外，还将依法严惩；吸食烟毒者，应向当地人民政府进行登记，限期戒除。

布告发布当天，全市统一部署进行首次大规模查禁烟毒行动，一举查封烟馆80家，逮捕烟贩407人，查获大量烟毒及制售工具。截至1952年9月，经公安部门查稽、群众检举，全市破获贩毒集团201个，个体贩毒20287件，封闭烟馆158家，查获烟毒6496292两又54935件。与此同时，全市充分调动各种宣传工具，多次召开万人以上群众大会，举办大型禁烟禁毒展览等，开展声势浩大的禁烟禁毒宣传，在强大舆论和政策感召下，截至1952年底，有9878个烟毒贩向当地人民政府自首，19889个瘾民按规定登记。各级政府成立戒烟所144个，发动群众借房、集资，按地段成立互助性戒烟所585个。截至1953年5月，全市烟毒基本肃清。群众广泛传颂：“旧社会吸烟把人变成鬼，新社会禁烟把鬼变成人。”

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通过回顾档案，再现了在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及西南行政委员会时期，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的历史过程。70余年过去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庆与今日之重庆，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到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均不再相同，社会治理方式与手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们可以看到，党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理念没有变。我们要学习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及西南行政委员会紧跟党和国家统一部署，着力解决民生问题的经验，解决当今的社会治理问题，始终如一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责任编辑：唐浚中 周神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