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少云1926年出生于四川铜梁（今重庆市铜梁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培训、文化娱乐、休闲、体育为一体，它的建成解决了长期以来群众文化娱乐场所严重缺乏的问题，极大地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1950年6月15日，邓小平、贺龙等西南党政军领导人在位于重庆浮图关的西南军区大操场汇集，为一条铁路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开工典礼。这条铁路就是在整个中国筑路史上堪称传奇的成渝铁路。

这件档案不仅是罗广斌同志本人经历的直接记录，同时间接反映了江竹筠、刘国鋕等红岩英烈的斗争经历。英烈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的红岩精神，在字里行间熠熠生辉。

从入党到去世，50余年里，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工作岗位，谭炳云始终坚守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像谭炳云这样为党和人民奉献一生的英雄，他们的功绩将永远镌刻在山河大地。

人民解放纪念碑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奋斗，流血牺牲，实现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胜利象征。它是重庆城市的形象标识，是重庆市民的集体记忆。

饶国模无私奉献的崇高革命理想和永放光芒的红岩精神，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红岩人”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在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通过深入扎实开展整风运动，西南地区党的建设得到加强，共产党员、解放军指战员和各级干部的思想、作风、纪律更加优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紧密，山城重庆充盈着蓬勃向上的清新之风，大步迈向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新征程。

一纸泛黄变老的档案，记录了新中国第一根钢轨在重庆的诞生，也见证了重钢与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的世纪情缘。

70余年过去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庆与今日之重庆，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到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均不再相同，社会治理方式与手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重庆的解放，是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的结果，也是川东党组织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加强党和群众联系，团结带领重庆人民配合解放大军，进行保护城市、迎接解放英勇斗争的结果。

这些殉难者中，有风华正茂的工程师、经验丰富的技术员、各有所长的技术工人，他们来自广东、湖北、江苏、浙江、安徽、四川等不同地方，却在生命定格的瞬间，与遇害的胥良一起，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十八勇士。

在这场时间紧、任务重的护厂斗争中，重庆电力工人英勇斗争，重庆电力公司所属三个电厂的发电及供电设备大都得以保存，为大西南保存了重要的能源血脉，为解放后重庆地区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电力供应准备。

1949年11月27日深夜，敌人的屠杀开始，胡其芬与狱友们英勇就义，他们倒在重庆解放的隆隆炮声中，但他们英勇斗争的精神却深深烙印在重庆人民心中。

《支部手册》的印发，对加强綦江、江津、巴县以及周边一些地区党组织建设，提高党员思想政治觉悟，增强党员工作能力特别是秘密工作能力，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产生了明显成效。

《挺进报》从1947年7月开始出刊，到1948年4月被破坏，共出了23期，创办时间不过数月。但在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山城,它像插入敌人心脏的匕首，撕裂了黎明前的黑暗，震撼了敌人，教育了同志，鼓舞了群众。

通过对邓颖超致潘仰山书信及其背后故事的解读，我们既能感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又能感受到红色档案的魅力与作用。

第三保育院救助、教育、培养了一批抗战时期将士遗孤和难童，于危难中守护革命的“火种”茁壮成长。其传承下来的“精忠爱国、志存高远、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至今仍熠熠生辉。

今天，这些如同匕首、尖刀的标语，就收藏在重庆市荣昌区档案馆里，这些铿锵有力的句子、力透纸背的笔迹，穿越大半个世纪，仍有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它是一本伪装成《国文教本》的党内文件。翻开正文第一页，可以发现它的右上角写着“国文教本第四集”，内容是节选的《左传·蹇叔哭师》，然而细看就会发现，从第二列下半段开始便是中央通告第九十号和九十一号文件内容。

《朱毛红军》分五个部分，第一次系统地将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创造的宝贵经验介绍给巴蜀大地上的共产党人，为巴蜀地区的武装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份名为《邓颖超同志关于朱凯烈士被捕牺牲经过给南桐矿区民政局的回函》，有邓颖超的亲笔签名，是了解朱凯被捕牺牲经过、追认朱凯为烈士的重要资料，也是了解1927年4月15日发生的“四一五”广州大屠杀历史的重要文献。

今天，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档案馆第198号全宗18号案卷里，珍藏着一组十分珍贵的照片，它记录了作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的赵世炎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上半年，川东南涪陵县（今重庆市涪陵区）的蔺市、同乐、龙潭、新盛等集镇乡村，农运工作热火朝天，弄得当地军阀如坐针毡，涪陵驻军惶惶不安。这场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是谁？他就是涪陵农民自卫军总指挥李蔚如。

王良最早的一封家书，是他在1927年正月十二日所写。他在信中写道：国家主义派是“籍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之美名，以欺骗现在一般封建思想深刻之男女青年，其目的在求扩张该党之范围”；“以救国为名，谋钱为实”。

1924年，邹进贤、潘志寰、霍步青、霍琨镛、危直士、胡平治、周绍溪等人创办了《綦评》报，后《綦评》报更名为《綦民公论》报，在川渝学生中颇具影响，是綦江最早的宣传舆论阵地，是进步思想的摇篮。

邹进贤遗作反映了五四运动之后，大革命高潮到来之前，在相对沉寂的时段中，以邹进贤为代表的綦江的先进分子以“中国在我们肩上”、“中国的责任在我们青年人身上”的责任感，积极学习、思考、探索，努力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武器。

随着一卷卷清晰记载着中国共产党惊天动地百年光辉历程的红色档案徐徐展开，一个个中国共产党人在巴渝大地上坚守初心使命的感人故事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