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召唤下的红岩战友

1951年10月，罗广斌参加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四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时的代表登记表（九龙坡区档案馆供图）

重庆市九龙坡区档案馆珍藏着一件档案，是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市第四区（今九龙坡区）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罗广斌亲笔填写的《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四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代表登记表》。档案约A4纸大小，使用蓝黑墨水填写，主要包括了本人的各项基本资料、入党经历、被捕和恢复党籍情况。

罗广斌出生于显赫的地主家庭，哥哥罗广文在国民党军界权倾一方。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罗广斌开始彷徨、迷茫，一心想脱离封建地主家庭。1944年，他在地下党员马识途的帮助下离家读书，最终走上革命道路。

后来，罗广斌来到重庆，从事学生运动，并参与编印地下党重庆市委的机关刊物《反攻》。在重庆，他遇到了江竹筠、刘国鋕。在会议代表登记表中，罗广斌写道：“1948年3月1日由江竹筠、刘国鋕同志介绍入党。”从此，他们成为了一生的战友。

“1948年9月在成都被捕，1949年11月27日脱险。”寥寥数字，背后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在罗广斌之前，江竹筠、刘国鋕先后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等地，他们的战场也被迫转移到了这里。

罗广斌刚入狱时，由于他家庭的缘故，大家都不信任他。这时候，江竹筠传话说：“我了解他。”他才逐渐被大家接纳。罗广斌自述道：“刚被捕，心里非常害怕，提心吊胆的，问了一次之后，知道老马（指马识途，罗广斌是被特务冒充马识途诱捕的）未被捕，才放心些”；“现在来说，当时在通过考验时，一次比一次心情放松，自我教育、自我提高，在虚心的、严格的要求自己坚定上，是有一些进步的”。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罗广斌和他的战友们共同战斗，临难不苟，视死如生。罗广斌被捕后，他的父亲四处托关系，多方营救；他的哥哥罗广文更是专门找曾任伪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的徐远举放人。但罗广斌秉持“永不叛党”的信念，拒绝低头、拒绝苟且偷生。1948年12月1日，经过艰苦环境下的考验，罗广斌转正，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狱中时，关押在白公馆平二室的罗广斌和刘国鋕等难友激动不已，他们像孩子似的拥抱，低声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难友们甚至在囚室里互相抱着打滚，大家用独特的方式庆祝着新中国的成立。夜深了，难友们激动得难以入睡，罗广斌动情地提议，大家共同做一面五星红旗，等到重庆解放时，打着红旗走出牢门，走向新世界。这个主意得到难友们的赞同。大家立即翻找各种可供制作红旗的材料。罗广斌拆下自己的红色被面，陈然找到了黄色的草纸，王朴等同志用铁片磨成小刻刀……没见过五星红旗怎么办呢？大家经过商议，决定把一颗大五星放在红旗中心，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星分别位于四角，代表四亿中国人民。他们把这面不标准却极为珍贵的五星红旗藏在囚室的地板下。关押在平二室的革命志士们还创作了一首诗歌《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

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

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星，贴在角上，

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罢！

瞧呀，这是我们的旗帜！

鲜明的旗帜，猩红的旗帜，

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

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

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呀！

等解放大军来了那天，

从敌人的集中营里，

我们举起大红旗，

洒着自由的眼泪,

一齐出去！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在即，江竹筠、刘国鋕却先后牺牲在黎明前的最后一刻。在“11·27”大屠杀的当夜，罗广斌等十多位革命者策反了看守，得以脱险。出狱后的罗广斌牢记死难战友的嘱托，根据狱中志士们的讨论总结，尤其是狱中党组织对革命工作和加强党的建设的分析与建议，执笔写下《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于1949年12月25日上交中共重庆市委。其中第七部分“狱中意见”是革命志士们在牺牲前为党留下的八条血泪嘱托，后被党史学家提炼为“狱中八条”，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罗广斌后经市委组织部决定恢复全部党籍，证明人为马识途、刘兆丰、李壘等同志。这几名同志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马识途是1938年入党的老地下党员，曾任川康特委领导人；刘兆丰曾担任中共川东特委召集人；李壘是罗广斌参与刻印的地下党重庆市委机关刊物《反攻》的直接领导人。

这件档案不仅是罗广斌同志本人经历的直接记录，同时间接反映了江竹筠、刘国鋕等红岩英烈的斗争经历。英烈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的红岩精神，在字里行间熠熠生辉。

（作者单位：重庆市九龙坡区档案馆）

责任编辑：唐浚中 周神青